低出口依赖度下的高效率:国际经验与借鉴—“双循环”系列专题之二

2020-09-16 11:00:49 原创 12

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意味着GDP增长对外部需求依赖程度的降低,本文据此探讨在出口依赖度不高背景下,我国如何提高利用国际资源的效率、塑造我国经济富有韧性的高质量“双循环”。

纵向观察,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口相当于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并于2007年达到历史峰值40.8%,随后逐步回落至2019年18.4%的水平,经济的直接对外依赖程度已经显著下降。横向比较,本文从经济规模、人均GDP、附加值等视角进行观察发现,目前我国的出口依赖度已仅高于日本和美国。据此,本文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日本和美国如何在直接依赖度不高的情况下有效利用国际资源的经验。

日本的经验显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淘汰本国落后产业,保持本国产业结构的相对优势,进而保证高效率出口是日本维持低出口依赖度的主要路径。

美国二战之后的经验则显示,通过攫取国际贸易中附着在商品贸易上的服务价值,继而在保证低出口统计数值的同时获取了国际贸易经济增长效率。

由此,对于我国而言,直接出口依赖度不高的“双循环”意味着:第一, 国内产业结构需要升级,因势利导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淘汰本国已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第二,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环节升级,使得本国从加工环节向研发、市场环节迁移提升。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循环为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意味着以出口相当GDP比重来衡量的直接对外依存度相对过去的明显下降和低位运行。

据此,本文在比较我国与其他经济体出口依赖度的基础上,寻找“双循环”的国际经验。

1、中国出口依赖度比较

出口依赖度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一地区的出口贸易值与该国或该地区同时期内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即出口依赖度=出口总值/国内生产总值。一般而言,出口依赖度越高表明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越高。

纵向来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出口依赖度基本处于5.0%以下的水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口依赖度急速攀升,由1977年的4.4%上升至1994年的34.0%;2001年中国加入WTO正式成为多边贸易组织的一员,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出口依赖度进一步上升,并在2007年达到峰值40.8%;2008年以后,全球贸易收缩叠加人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提升,我国出口依赖度逐步下降至2019年的18.4%,略高于1988年的水平,参见图表1。

横向比较,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观察,一是规模与我国相近的经济体,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相近的经济体,三是附加值依存度等分别进行观察:

第一,从与我国经济规模较为接近的经济体看,我国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目前与我国国民生产规模最为接近的经济体为欧元区,2019年欧元区国民生产总值为13.3万亿美元,接近于我国的14.3万亿美元。比较二者的出口依赖度,我国出口依赖度始终低于欧元区,2019年我国出口依赖度仅为18.4%,远低于欧元区的45.8%,参见图表2、图表3。如果本文进一步选取全球最大规模的经济体美国作为参照系,可以发现,在1978年之前,我国出口依赖度始终低于美国,而后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出口依赖度远超美国,2018年我国的出口依赖度为19.1%,高于美国6.9个百分点,参见图表4。

第二,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以人均实际GDP衡量一国发展阶段,2017年我国人均实际GDP为12627美元,相当于1950年的美国、1963年的英国、1966年的德国、1972年的日本和1990年的韩国。类比各国不同阶段的出口依赖度,当前我国出口依赖度仅低于同一发展阶段的韩国,接近于德国同期水平,高出美国2.2个百分点、英国5.0个百分点、日本9.2个百分点,参见图表5。

第三,从附加值角度看,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背景下,部分经济体出口总值或因处于中下游环节而虚高,承担大量组装环节、并进行终端产品出口的我国就属此列。为消除出口总额相当于GDP比值这种计算方法可能带来的虚高,附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将出口产品各生产环节中的增值部分归入不同的国家,各国的出口产品只反映本国的增值部分。因此,以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与GDP之比衡量的出口依赖度更能精准的衡量一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需求的依赖程度。据此,本文运用OECD构建的增加值贸易值计算各经济体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与GDP比重。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出口国内增加值与GDP比重为16.3%,低于出口总值与GDP比重3.3个百分点,参见图表6。横向比较出口国内增加值与GDP比值衡量的出口依赖度,我国仅高于美国、日本,而远低于德国、英国和韩国,参见图表7。

综上,从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及附加值角度看,美国和日本的对外部的依赖程度或是我国的参照系。那么,美国和日本是如何在出口依赖度不高的情况下,仍然较为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服务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呢?

2、日本的经验

从历史数据观察,日本的出口依赖度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一战前的高速增长期,由1868年的1.8%上升至1917年的21.6%;一战至二战期间的快速回落期,由1917年的21.6%波动回落至1945年的1.3%;二战后至今的缓慢回升期,由1945年的1.3%回升至2008年的16.4%,参见图表8。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日本自1946年提出了以“贸易立国”重建战后经济,日本的出口依赖度也始终维持在15%以下,低于一战前最高水平,同时也低于全球出口依赖度。

由此所产生的一个自然推理就是,出口对经济的带动或许并不全然在乎规模大小,而更为关键的是出口效率:当单位出口效率越高,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越大,继而出口与GDP规模的比值越低。

数据分析显示,日本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在二战后通过产业边际扩张完成了产业升级换代。根据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的数据,日本始终位列低普及率、高复杂度的出口型经济之首,参见图表9。这表明,日本单位出口的经济效应高于其他经济体,而日本出口高效率或主要得益于持续的产业升级换代。

二战后,为实现经济追赶,日本迎来技术引进高峰期。1956-1964年,日本共引进2600多项新技术,平均每年引进550项;1965年至70年代初,日本平均每年引进新技术1350项;到70年代,日本平均每年引进新技术2000项[1]。进入90年代,即使技术已位居世界前列,日本的特许权使用费许可费相对于日本商品进口规模依然维持在3.5%左右的水平,参见图表10。在先进技术加持下,日本企业在全球布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初史密森协定和80年代中期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对外投资进程都被大大加速了,由此使得对外投资的规模绝大多数时段都超过了其自身吸引的外资规模,参见图表11。同时,日本通过边际产业扩张为国内新兴产业“腾笼换鸟”完成产业升级换代。

具体从对外直接投资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了边际产业扩张,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由1965年的159百万美元上升至1989年的67540百万美元,参见图表12。从其行业流向看,日本行业转移路径基本依照了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即转出的行业主要为国内已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日本的主导产业结构也随人均收入水平变化而变化。进入70年代末,日本人均收入达到9105美元,此时以皮革、橡胶、家具、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已不具备比较优势;进入80年代末,日本人均收入接近于25000美元,此时化学品、运输设备转为边际产业;到90年代,日本人均收入水平突破30000美元,此时垂直专业化分工兴起,低附加值环节加速转出,参见图表13。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看,70年代,日本向外转出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木材和纸浆、化学、金属等;到80年代,日本向外转出的行业主要为电气、运输等,参见图表14。

产业及时更新迭代升级,使得日本的产业结构始终维持在全球领先水平。1980年日本高新技术产值占比为10%,随后于1989年上升至15.3%,位居全球第一,参见图表15。进一步从全球高新技术市场份额看,20世纪80年代日本高科技产业在世界市场份额稳步增长,直至1991年日本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高科技生产商,参见图表16。

3.美国的经验

直接从出口依赖度观察,美国经济发展似乎始终都是以“内循环”为主的,因为长期以来其出口依赖度始终低于10%,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参见图表17。美国东西面临大洋,远离亚非欧,疆域辽阔、纬度适中,物产丰富,是大家眼中的“天选之国”。这种远离世界岛的地理格局,给予了美国发展“内循环”的天然优势。

纵向来看,美国出口依赖度的高峰期均发生于战争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美国出口依赖度由1913年的6.1%上升至1919年的9.8%;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美国出口依赖度由1938年的3.5%上升至1944年的6.3%。不难理解,远离世界岛的地理位置,既让其享受了战火难及美国本土的地缘政治优势,但在和平年代也会受到运输成本过高的困扰。虽然后来随着运输工具发展,运输成本在国际贸易成本的占比下降已明显下降,但美国出口依赖度却依旧保持较低水平,这可能与这一阶段美国经济结构已更高“服务化”了有关。具体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进入战后修复期,此时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947年的25.6%上升至1951年的27.9%;随后日本、德国等经济体的崛起挤占了美国制造业全球市场份额,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一路下行;进入20世纪70年代,出于对劳动力成本上行叠加环境污染的担忧,美国政府推出了去工业化政策,大量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出,美国经济结构“服务化”特征凸显,参见图表18。

同时,进入80年代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使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的比重上升。美国作为全球主要核心技术掌握者主要从事高附加值零部件出口,或通过外包生产环节获取知识产权使用费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在这种模式下:一方面,美国通过垄断的品牌及技术资源等无形资产攫取了高附加值;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将参与全球化分工所得以利润的方式留存海外。

具体来说,从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看,2018年全球知识产权跨境许可收入总规模为4348亿美元,其中美国知识产权出口额占全球总量高达30%,日本以10%的比重紧随其后。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09年,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快速增长,其相当于货物出口比重由1999年的5.7%上升至2009年的8.0%,参见图表19。图表20显示,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相当于货物出口收入的比重与美国出口依赖度呈反向相关关系,折射美国知识产权授权对商品出口或形成替代效应。

从对外直接投资看,美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替代商品出口服务于海外市场,继而导致较低的出口依赖度。数据显示,1980年以来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并于2019年达到20.8%的高位,参见图表21。

4、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前文,日本和美国的经验显示,“双循环”发展格局均伴随着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专利等服务输出取代商品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与一国的要素禀赋有关,即日本和美国利用自身技术及品牌优势,参与国际垂直化分工中高附加值环节。对于我国而言,发展“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或意味着:

第一,制造业产业升级,向着全球分工高附加值环节攀爬。在垂直化专业分工模式下,高附加值研发和销售环节更多表现为一国的技术和品牌优势。未来我国在这一方面具有较大上升空间,以知识产权为例,2018年中国知识产权收入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仅为1%,远低于美国的30%和日本的10%[2]。

第二,在保证产业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产业结构“服务化”。美国的经验显示产业结构“服务化”是其低出口依赖度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2.7%,不仅低于2017年的日本和美国8.4和16.3个百分点;同时也低于日本和美国有数据以来的最低值,这或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服务化”比重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参见图表22。需要指出的是,新冠疫情的爆发暴露了美国产业过度“服务化”的脆弱性,这也启示我国在“服务化”进程中,需要重点把握关键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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